我是一名普通的农村家传中医，今年69岁，从事中医临床工作40年，现仍从事这一工作。到了这个年龄，自知来日无多，也已把名利之类身外之物看得很淡，为什么还要殚精竭虑写一部中医学专著呢?创新和发展中医学理论的愿望及执著严肃的探索，几乎伴随了我的一生。

愿望产生于青年时期。开始临床时，自然用传统辨证施治。辨证施治，说起来可以头头是道，真正应用于临床则繁琐而艰难，要考虑到方方面面，失准或疏漏，轻则不见疗效，重则出现不良反应，使人倍感困惑。类似的经历，开始临床的年轻中医，大概或多或少都有过。当时就有这样的愿望，创立一种简单有效又无副作用的治疗方法，对患者医者该多好啊!但在当时，这只能是一种朦胧的愿望。也许正足这种朦胧的愿望，使我读书时认真思考，临证时注意观察，有意无意间，有了一些早期储备。

这种愿望的复苏并付诸行动，是在40多岁以后，大约在上世纪80年代初，我以小柴胡汤按原著中加减法治疗书中提到的各种疾病。方法简单，疗效可靠，这引起我的重视。以此为起点，不断探索，相继引入一些方剂和药物，治疗范围不断扩大，疗效也进一步提高。经多年探索，逐步形成了现在的理论和治疗方法，同时对医学笔记不断修改、补充，历时二十年，四易其稿，写成了这部书。我感到它对中医的临床实践、理论探讨，甚至对整个中医药产业链的发展，会有些意义，故愿公诸于世，与同道共商。关于临床实践。疗效是检验一切理论、方法、药物的唯一标准。系统疗法就是在追求疗效的过程中形成的。

我前半生用传统辨证施治，后半生用系统疗法，对两者都有深刻体会。我觉得，辨证施治，在多数情况下，是解决主要矛盾，主要矛盾解决了，次要矛盾随之缓解，或作善后调理，系统疗法在解决主要矛盾的同时，解决形成矛盾的根源及其造成的广泛影响。两相比较，后者比前者成功率高，失误少，疗效高，副作用少。故后半生一直用系统疗法治疗疾病。20年来，全息汤处方大概开了几万张，现仍继续开着。一个中医，后半生只开一个方剂治病，这种奇特的现象，恐怕在中医界少见。为了什么?为了提高疗效，为了减少失误。在临床用药时，也有时不见效，个别病例出现呕吐、腹泻等反应，但我从不对系统疗法产生怀疑和动摇。上述情况的出现，是对症状了解不全面，因而药物加减不当所致。随时调整处方，并嘱注意其他因素(如冷热、情绪、劳逸、饮食、烟酒、其他药物等)的影响，可很快取得疗效，不良反应也随之消失。

这里所说的疗效，因涉及病种很多，不能设定统一标准，包括痊愈、完全缓解、部分缓解、症状减轻等。常见病如流感、麻疹、急性肝炎、急性肾炎、急慢性支气管炎、病毒性心肌炎、胃炎、胆囊炎、泌尿系统感染、女性盆腔炎、附件炎、宫颈炎、痛经、月经不调、婴幼儿腹泻、老年性便秘、慢性咽炎等疾病，可较快治愈或完全缓解，很少发现失败的病例。冠心病、糖尿病、肺气肿、肝硬化、尿毒症等难以根治的疾病，服药后虽不能根治，但可明显缓解。慢性乙型肝炎，肝功能异常的恢复和临床症状的缓解，费时较短，“两对半”的全面转阴，则费时费力。系统疗法还不能治愈癌症，只可部分缓解症状。故系统疗法不能包治百病，也不是对所有疾病都能做到药到病除，但根据个人经验，其疗效确实比传统辨证施治更好。希望同道参与实践，验其真伪。关于理论探讨。中医理论是在中医医疗实践的基础上，总结、概括并抽象而形成的理性表述。

在中医的理、法、方、药中，居首位，对临床实践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如果把中医比做一棵树，实践是根，理论是干，方剂药物是枝叶，疗效足花朵果实。中医没有强大理论主干的支撑，不能像参天大树，而只能像丛生的灌木或攀缘的藤蔓，是可悲的。中医理论从来都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中国古代文化中向来有崇古的传统，中医界尤为明显。即使如此，中医学的每次重大发展，无不突破传统，另立新说，实现理论的创新和发展。这就形成了众多的医学流派，丰富了中医学的内容，并使之不断发展。可惜现在停滞了，很少看到有创新意义的理论。

任何学术，只有不断创新，才能充满活力、不断发展，停滞即意味着衰亡。中医的现状，令人堪忧。辨证施治，在中医理论和实践中，占有重要地位。它无疑具有重要的科学内涵，故现在仍能指导临床实践并取得疗效广但时代久远，难以避免存在着历史的局限性。个人认为，传统辨证施治的局限性，表现为对疾病整体认识上的简单化和临床分型的复杂化。认为包含着各种错综复杂矛盾的疾病可以简单地分类，及至分类后，又发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剪不断，理还乱”，故临床分型繁琐而复杂，使临床医生难以准确掌握和操作。

整体观认为，疾病是一个复杂的矛盾统一体，其本身涉及五脏六腑(包括六经)、表里虚实寒热、卫气营血、三焦等，并不需要详分细辨。对疾病认识的深化，带来了临床操作的简化。不论何种疾病，都给予系统治疗，只根据疾病的重点部位和突出表现适当调整处方即可。易于掌握，易于操作。实践证明，这样做是可行的。真理其实是简单的，只是人们在没有全面深刻了解它之前，往往将其复杂化。中医理论必须高度概括与简化，这是社会发展的要求。笔者作了初步探讨，望更多同道共同参与到这项工作中。关于中医药产业链的发展。现在是商品经济社会，生活节奏加快，都在追求高效率，要求经济效益最大化。中医药事业也必须适应现化社会的要求。

整体观和系统疗法，简单明了，疗效可靠，正适应现代社会的要求，也许可能以此推动中医药产业链的发展，为社会创造更多财富。对社会有用的东西，应该留给社会，这是我到晚年推出这部著作的原因。人的实践和认识总是不断发展的，真理的探索是一条没有终点的漫漫长途。我希望同道们将拙作作为铺路石，踏着它继续前行!

在整体观和系统疗法形成的前期，有两个人对我有重要影响，一位是先父薛汉三，一位是我的二姐夫蔡祖森。我父亲是地方著名中医，理论功底深厚，临床经验丰富，且力主中医创新。他不仅教我医学知识和临床经验，还教我治学方法。他说：“学中医，要能钻进去，又要能钻出来。钻进去，就是读书时深入了解其精神实质；钻出来，就是临证时不拘泥于前人结论，灵活运用，必要时另辟新路。”这些教诲，对我一生读书、临床、探索都有重要影响。我二姐夫是我学医和从医早期的伙伴。他勤于读书，善于思考，对三焦有深入研究，曾绘制三焦图，把五脏六腑都包涵在三焦之内。虽其三焦研究未与临床实践相结合形成实际成果，其人也英年早逝，但其三焦研究还是为整体观和系统疗法做了理论铺垫。应该说，这部专著也有以上两位亲人的心血的渗入。

在书稿写作过程中，各级领导和广大同仁都给予大力支持，朱家胜、于久权同志更给予了具体帮助和指导，特表谢忱!

薛振声
2003年3月16日于邳州炮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