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与辨证

治法的确立，是在明辨证候之后，有针对性地采取施治手段和方法。而审证立法，依法制方遣药，乃属辨证论治过程中的基本环节，是临床诊治疾病必须严格遵循的规矩和准绳。

显然，证是法的基础，法乃证的归宿，舍证无以言法。实际上某一证候所表现的基本特征，并非疾病的全过程，往往鲜明地反映了疾病发生、发展过程中某一阶段的病理概括，涵盖疾病在一定阶段中的病因、病位、病性、病势诸多因素综合形成的病机变化。

然而，要正确地判析病理，捕捉病机，则必须详于辨证。辨证方法有八纲辨证、脏腑辨证、经络辨证、气血津液辨证、六经辨证、卫气营血辨证、三焦辨证、病因辨证、体质辨证等。这些辨证方法临床上往往需要相互联系，相互补充，交叉使用，才能掌握各类证候的发生、发展及其演变规律，进而“审察病机，无失气宜”，“谨守病机，各司其属”。所以，只有审证周详，才能定机准确，立法才有可靠的依据。

例如临床上见到面色萎黄或苍白，嗳逆呕恶，纳少腹胀，少气懒言，神疲乏力，四肢倦怠，大便溏薄，舌淡苔白腻，脉象缓弱等，即可运用脏腑、气血津液结合八纲、病因等辨证，判断其病因为饮食不节，劳役过度；病位在脾；由于脾土虚弱，运化不及所使，病性属虚；病势发展有可能演化为中阳不振或脾肾交惫局面；总的病机为脾气不足。对这个脾气不足证，无疑地治从益气补脾立法。

换言之，致疾成因、疾患部位、病变性质、病势趋向等病理要素的综合便构成了疾病某一阶段的病机，而病机则概括了疾病的本质。因此，立法即是针对具体病机，寻求病机立法。对此，唐代医家孙思邈谓：“夫欲理病，先察其源，候其病机。”金代医家刘完素曰：“察病机之要理，施品味之性用，然后明病之本焉。”“故谨察病机之本，得治之要者，乃能愈疾。”当代著名医家岳美中云：“见症状要进一步追求疾病的本质，不可仅仅停留在寒热虚实的表面上……务期细密，才能丝丝入扣，符合病机。”古今医家都强调临证立法是以特定病机为对象，以逆转病机为目的。可是，正确地判析病理，洞察病机，就必须详于辨证，故据理析证，明辨病机，随证立法，是却疾愈病，奏效卓如的重要环节。

毋庸置疑，中医学治疗疾病，既注重辨证，又强调辨病，不过，究其重点仍在于辨证。这是因为诸多疾病均有着缠绵迁延的病程，在其漫长过程中的病机演化却不尽相同，故很难确定划一的治疗方法。因此，临床一般不是根据病而是依据证来确定立法。从辨病和辨证的关系来看，辨病有利于从总体上把握对疾病全局的认识和处理，而辨证更有利于把握疾病阶段性的病理本质，使辨病更趋具体化。

如《伤寒论》列分太阳、阳明、少阳、太阴、少阴、厥阴六经病变，可仍需详分若干个证，始利于把握病机立法论治。具体而言，诊断太阳病必须细析中风表虚、伤寒表实、表郁轻证三者的特异脉症及其病机变化，才能分别拟立缓汗解肌、峻汗开表、小发其汗之法。否则，治疗太阳病即无从入手。临床上不少疾病都难以采用单一的辨病通治，感冒是内科常见疾病，仍须详列风寒、风热、暑湿诸多证候及其相应病机才能立法施治。

由上观之，法由证出，辨证是决定立法的前提。根据辨证得出病机结论，以机定法，力求察证无讹，机法相合，始能有的放矢，一矢贯的，奏效卓然。假如辨证不清，审机有误，就贸然立法，必将使治疗陷于盲目性，何以获效?反之，即使诊断无误，病机在握，而不能深谙法理，甚则倒行逆施，亦必贻误病情，致微恙至膏盲之变，滞痼绝振起之望。因此，明确辨证与立法之间的关系，实为医者临床诊治的首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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