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医药陷入困境的主要原因
　　
　　这既有人们观念问题，也有管理制度问题，还有中医自身的问题。
　　
　　首先，民族文化虚无主义导致人们普遍轻视中医。
　　
　　西方医学进入中国后，其科学性和普效性得到人们广泛认同。同时也使不少国人产生了片面的、极端的认识，对传统中医文化采取民族文化虚无主义态度，怀疑、贬低甚至完全否定中医药。清末维新运动提倡“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时，即有人开始否定中医。受“西化”风潮影响，当时的许多民族精英人物都认为中医虽有疗效但并不科学，典型观点是“中医尽可愈病，但无人能以愈病之理愈人”。国民党政府曾两次试图取消中医。1914年教育总长汪大燮提出：“余决意今后废去中医，不用中药”；1929年卫生部还通过了《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但这两次均因民众激烈反对而未能执行。建国后，在多次政治运动的“破旧立新”中，中医药经常受到“保守”、“落后”“不科学”等批判。50年代卫生部副部长王斌提出，中医是封建医，应随封建社会的消灭而消灭。毛泽东提出“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论断，党中央明确保护中医的方针之后，国内再无人公开、直接否定中医了。尽管如此，50多年来，中医始终处于被审视、被质疑、被验证、被改造的境地。一些对中医持基本怀疑态度的医学权威借“中医药科学化、现代化”“中西医结合”之名，通过采取各种办法试图用西医彻底改造中医。这种思想和作法至今还深深地影响着中国的医学界、医疗管理部门甚至普通老百姓。
　　
　　德国慕尼黑大学波克特教授早在80年代就指出：“中医药在中国至今没有受到文化上的虔诚对待，没有确定其科学传统地位而进行认识论的研究和合理的科学探讨，没有从对人类的福利出发给予人道主义的关注，所受到的是教条式的轻视和文化摧残。这样做的不是外人，而是中国的医务人员。他们不承认在中国本土上的宝藏，为了追求时髦，用西方的术语胡乱消灭和模糊中医的信息”。
　　
　　其次，医疗卫生某些法律法规与制度导致在管理上歧视和阻碍中医。
　　
　　1982年，“发展传统医药”被庄严地写进宪法，这是中医发展的根本法律保障。但是，在一些具体法律法规和医疗行政管理制度上，许多方面实际上一直在歧视、歪曲和阻碍中医的正常发展。
　　
　　按《执业医师法》规定，必须有４年以上医学院校学历者，方能参加执业医师资格考试，且考试所考内容近一半是考的西医。而中医药界大量的医师无此学历、也没有接受过正规西医教育，不少人是学徒出身，许多人即使有水平也拿不到行医资格，若行医即属非法。中药店坐堂医师制和中医师个人行医是中国几千年的传统，非常方便就医，符合老百姓看病习惯。但现行医疗规定不允许医师坐堂行医，全国已经停止批准新设置个人医师门诊。临床自制中药是中医师的基本技能，民间中医的秘方均是自制药，但现行医疗制度严格限制使用自制配药，若擅自自制配药，将以非法制售药物之名受到制裁。按现行规定，中医大夫在用中医药急救中若出现死亡，属于非法，将追究法律责任；而西医按西医方法急救出现死亡，不负任何责任。因前者无抢救死亡责任标准，后者则有标准。这严重限制了中医大夫抢救病人的积极性，也使一些行之有效的传统中医急救方法基本消亡殆尽。现行新药审评办法，所需文件及标准统统参照西药制定，甚至已列入《药典》里的一些中药，其说明也要采用西医说法。这使许多中医大夫无法据其功能主治使用中药。正在制定的《医疗机构制剂审批管理办法（试行）》中规定：“发生灾情、疫情、突发性事件或者临床急需而市场没有供应的特殊情况下，医疗机构的制剂可以在指定的医疗机构之间调剂使用”；同时又规定：“中药制剂一般不得调剂使用”。
　　
　　另外，中医院校教育制度、中医治疗收费制度、中药价格制度、中医科研评审制度等等，许多方面实际上都是在歧视、扭曲和限制中医药。
　　
　　再次，中医药界的自身问题。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医药事业虽有相当发展，但相对于中医药伟大深厚的理论基础与卓有成效的临床实践而言，相对于长期以来国家和社会对中医药投入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而言，极不相称。尤其是相对于西医的投入和发展而言，更无法同日而语。
　　
　　一是中医传统文化继承严重不足。中医药理论博大精深，临床经验底蕴深厚，发展中医药首先是要学习与继承，否则就成无源之水。但几十年来，不仅外人轻视中医药文化，就是中医药界自身也不重视中医药基础理论的研究与掌握。现在除极少数知名中医对传统中医文化有较厚实功底外，绝大多数中医师的中医文化基础严重不足。长此下去，再过若干年，传统中医文化可能只会留存于典籍之中，没有人真正理解和掌握中医了。
　　
　　二是被动、简单模仿西医模式进行中医研究，限制了中医药科研。中医缺乏对自身方法论的研究，多数研究在理念、方法和手段上均简单模仿西医。在中医界，许多人用西医理论来评判与修正中医理论；用西医和植物化学方法来研究中药和开发新中药；用西医标准来衡量中医临床效果。几十年来，除了在局部领域的某些方面有一定成就外，我国中医的基础理论研究与重大药方研究基本上没有多少进展。而且研究成果中的相当部分实际上只是类西医成果。
　　
　　三是中医院西医化阻碍了中医临床的发展。我国中医院基本上都是中西医“结合”医院，纯正中医或以纯中医为主极少见。从看病诊断、处方用药、住院治疗到疗效检验大都是中西医方法并行，甚至常以西医方法为主。这导致真正的中医临床试验日益缩小，中医药研究的真正基础日趋薄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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