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医药发展面临严重困境
　　
　　中医药学的伟大历史作用和重要现实意义不容否认，西医的科学性和普遍作用已成公认，两者各具比较优势。正因如此，党中央早在50年代就明确了“中西医并重”的发展方向，提出了中西医疗体系“长期并存，共同发展”的正确方针，并在1982年将“发展传统医学”写入《宪法》第21条。但长期以来，中央方针和宪法精神并未得到认真执行，在具体的法律与政策、行政管理与国家投资、科研发展与医疗实践等各个方面，普遍重西医轻中医，中医地位不断下降，发展面临困境。
　　
　　一是中医人员与机构发展缓慢，中医力量不断萎缩。
　　
　　全国中医医生1949年27.6万人，2001年32.4万人，52年只增长17.4%；同期的西医医生为8.7万人和175.1万人，增长了近20倍；中西医医生人数比例由3.2：1变为1：5.4。目前全国共有医务工作人员500多万人，中医药工作人员约50万人，只占1/10。2001年，全国等级医院中，以西医占绝对优势的综合和专科医院14953家，中医院2492家，二者之比约为6:1，且中医院规模普遍小于西医院。2003年，全国医药高等院校共136所，其中西医院校72所，综合大学中的西医22所，中医院校28所，中西医院校之比为3:1，且中医院校规模很小。1995年全国高等医药院校在校生256,003人，西医与中医在校生之比为5:1。
　　
　　二是中医院校按西医模式培养学生，中医教育日益衰退。
　　
　　我国中医院校每年招收成千上万学生，但培养出来的真正中医不多，有中医科研成就者很少，名中医罕见，与西医院校状况完全不可同日而语。根本原因是中医院校教育严重西医化。语言上，外语要求不低，中文要求不高，古汉语训练缺乏，许多学生基本不看、也看不懂中医古籍；课程安排上，中西医课时几乎相等，理化知识与西医理论学习要求不低，中医传统理论基本训练严重不足，甚至《黄帝内经》等中医经典也不深入研读；技能培养上，西医的仪器实验不少，中医的望、闻、问、切等临床硬功夫训练不多。毕业后，多数学生不会用中医理念看病，多半人纷纷转行西医，或名行中医实以西医为主。上中医药学研究生深造者，大都不是在中医理论基础及临床诊疗水平上提高，而是按照西医培养要求重仪器重实验，提出硕士做到细胞、博士做到分子水平才能毕业。不少中医硕士、博士不会用中医理论与技能临床看病，多数难以称为是真正的中医。
　　
　　中医研究院一位教授感叹地说，由于课程设置和考试关系，他的21个研究生的外文和计算机水平都很高，但很少在中医上下功夫，甚至连《本草纲目》的《序》都念不懂，这样培养出来的人已无多少中医味道了，更难说是高级中医人才了，他们当教授后再教出来的学生还能是真正中医？
　　
　　三是否定师徒传承的传统培养模式，纯正中医后继乏人。
　　
　　以师带徒、师徒传承是我国中医人才培养的传统方式，几千年来造就了一批批名医。中医精髓和技能往往“只可心授、不可言传”，故自古师徒如父子，自当尽心传授。西方研究生制度普遍缺乏真正的师生情感，真知绝活难以直接传承。但现行医疗制度与政策，基本否定师徒传承，使其基本无立足之地。纯正中医后继乏人，这已成中医发展的极严重问题。目前，解放前留下来的全国著名老中医已所剩无几，均已达耄耋之年；50年代主要按传统方式培养的国内知名中医大夫已为数不多，均已年逾古稀；其后主要按西医式教育培养的中医，在传统中医上有真成就者甚少。据统计，全国名老中医目前已不足300人。
　　
　　我国不少师徒传承的民间中医，治疗水平高、成本低、效果好，深受群众欢迎，但大都得不到正式承认。现行执业中医师考试制度均要求考西医（约占考试内容的2/5），民间医生大都因西医知识不足过不了考试关。现行行医执照制限制了正常民间行医，民间医生多因无法领到执照不能公开行医，若行医即属非法，将遭取缔。现行医疗执法监督制度阻碍了正常民间行医，民间行医出了事故，哪怕是正常事故，因无行医执照，若有人提起诉讼，必受制裁。医疗制度的这些限制，迫使许多真正的民间医生只得地下行医、非法行医。由于老百姓对民间中医的需求巨大，于是，三教九流的江湖郞中也混迹其中，良莠不齐，民间中医市场十分混乱。据统计，2001年全国私人卫生机构136853所，205698人，私人诊所中，中医占48%，中医治疗为主占47.3%，中西医结合占16%。
　　
　　四是按西医医院方式管理中医医院，中医已无真正的临床基地。
　　
　　目前全国2500多家等级中医院没有一家是真正的传统中医医院，几乎都是中西医“结合”医院。查病，主要靠西医仪器来检测与化验；断病，主要靠化验单数据来判定；处方，主要按西医思维与理论来开方治病；抓药，则是中药西药并用、中药西药为主互见；验效，主要靠西医仪器来检验治疗效果。据统计，2001年全国等级中医医院的药品收入中中药只占40%，西药则占60％。因此，可以说目前的许多中医医院已越来越不姓“中医”了，在很大程度已不具有中医临床基地性质了。
　　
　　之所以如此，一方面，60年代以来培养的多数中医已不大会运用传统中医的望、闻、问、切和辨证论治了，必须借助西医仪器才能诊疾断病。另一方面，医院为了生存和发展，大量购买西药与医疗仪器设备，西药进出医院的价差大、仪器检测化验费贵，医院盈利靠它，医生创收靠它，医院上等级也靠它。中医药虽然简便廉验，若靠它收费，根本无法养活医院，医生也只有受穷。
　　
　　五是以西医标准评判中医，贬低甚至否认中医成果。
　　
　　中医西医本是两个不同的理论与实践体系，各自有一套临床方法与评判标准，两者基本无法兼容。但在现行医疗理念与制度下，中医的诊病、治病与验效，中药新药的开发、评审与推广，基本采用西医标准来判定。贬低甚至根本就不承认中医临床“实践标准”，非要经西医认可中医的疗效和科研成果才算，这在中国医学界早已是司空见惯、习以为常了。
　　
　　早的如1956年石家庄用中医治疗乙脑，疗效奇佳，且无后遗症，但卫生部不予承认。中医大夫蒲辅周一人成功治疗乙脑167人，主管部门却以其使用了多达98组中药处方，没有规范的统计学意义，不承认其疗效。近的如刘海若，英国两次宣布其“脑死亡”，回国后进宣武医院，先用西医方法治疗两周无效，后让中医试，中医采用方药、针灸、按摩等手段综合治疗，起死回生，效果显著。但对外宣传时开始不提中医，后才说是“中西医结合”的成果。
　　
　　最典型的是抗击非典。广州采用中医药治疗非典，效果非常显著，但在一段时间里得不到承认。广州中医专家应邀向国家非典科技攻关组介绍经验，一些权威人士说：“你们要拿出一个规范性的东西，和西医进行对比”，“没有与西医对比，说明不了问题”。中医认为非典只是一种温病，有办法治疗，但中医却要经过多方呼吁后才让介入非典治疗。西医认为非典是全新疾病，既无治疗先例，也无可靠药物，但西医西药从一开始就可全面进入非典治疗过程。一些对温病确有疗效的中医药方剂必须经过白鼠实验证明能够“杀死”非典病毒才允许进入临床，而西医明知抗生素等西药不仅杀不死非典病毒且副作用极大，却无须讨论即可名正言顺地大剂量试验，结果是1/3以上患者落下了骨坏死等后遗症。
　　
　　六是片面理解中药现代化，中药科研走向废医存药。
　　
　　中药现代化的提法是正确的，但如何现代化却是一个非常严肃和科学的问题。从中药现代化的多年实践来看，基本思路是按西医科研途径与标准，主要采取数量化、客观化办法，通过动物实验与数据统计，搞清中药的化学成分，提取其有效物质，制成类似西药的专治某种病的“新型中药”。采用这种方法，若是借以从中药中开发出新西药，本来无可非议；但若将其作为中药现代化的主要甚至唯一途径，其结果不是中药现代化，而是中药的西药化。
　　
　　如被称为中药现代化研究的“王牌”成果的“青蒿素”，通过有效成分提纯后，它已不具备中药的四气五味等性能，不能参与中药处方的配伍，已不再是中药，应与黄连素等植物药提取物一样，归于西药范畴。又如，1992年比利时一诊所开出减肥“中药”“苗条丸”，患者服用一年多，一半人出现严重肾病，经研究发现是药中所含马兜钤酸成分所致；后又发现另一些中药也含有马兜钤酸。这被西方舆论大肆宣扬为所谓“马兜钤酸肾病”、“中药肾病”事件，使中药形象大为受损。其实，这是中药成分化的结果，是将中药当食品长期过量食用的结果，它恰恰违背了中医辨证论治、辨病用药的根本要求。　
　　
　　按照现行中药现代化的片面做法，根本不可能开发出类似六味地黄丸的名方成药来。六味地黄丸不专治某一种病，可治好的病达400多种，但须在中医理论指导下，针对各种肾阴虚病辩证施治。若按西医病名使用六味地黄丸，则什么病也治不了。中药现代化走简单模仿西药研制的道路，将使中药学研究逐步失去自身理论基础、脱离特有临床经验体系特点，使中药科研走向异化。其结果，不仅永远赶不上西药，而且将重蹈日本“废医存药”覆辙。这只会阻碍中医药学发展，绝不可能实现中医药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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