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通过多年临床实践，先生在学术上主要有以下几点特色。

(一)病多情志不遂为因，治要疏肝解郁为先。健康之机体是体内既相互对立、又相互统一的阴阳双方处于相对的动态平衡之中。即所谓“阴平阳秘，精神乃治”。这一相互对立统一的相对平衡遭到破坏，即可导致疾病的发生。临证所见，阴阳失衡之肇端，每以情志所伤占居首位。凡情志所伤又每以肝先受邪。肝为风木之脏，喜条达而恶抑郁，主疏理一身之气机。人体五脏之气，如肺气之宣肃，心气之运血，脾气之散精，肾气之封藏，均各司其职，唯有肝气之疏泄，涉及到整个机体各器官的生理功能，调节控制整个机体的动态变化。肝气疏泄功能正常，则气血和谐，情悦体健。肝者干也，其性好动而干犯它脏，情志不遂则先及肝气，肝气不舒，疏泄失司，即成病害。诚如丹溪先生谓：“一旦怫郁，诸病生焉”。故有“万病不离乎郁，诸郁皆属于肝”之说。在临床上，诸凡内、妇病症，溯本穷源，无不与情志不遂休戚相关，这一点在妇科病症中表现尤为突出。所以先生临诊每先叩问患者有否情志失和因素，治病喜用疏肝解郁之剂。凡遇有情怀不畅者多在求本方中伍入流动疏理之品，以遂其肝木条达之性。

(二)临证注意言谈举止，寓心疗于药疗之中。诊断的正确与否和治疗效果的好坏，与医者之言谈举止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不同的语言表达方式与不同的仪表行为，反映了不同的思想感情与不同的道德风貌。明代医家李中梓即告诫我们，医生必须“宅心醇谨，举动安和，言无轻吐”。通过长期临床实践观察后先生认为，我们要有谨慎的言谈与端庄的举止，这不单纯是一个道德修养的问题，而是这一特定职责的迫切需要，我们注意到了这个方面，病人即感如坐春风，从而有祛病愈疾良好希望的寄托。观察发现，有不少病人对医生的言语动作特别关注，往往以此作为自身疾病的一面镜子，善于从中去揣测预后之吉凶。医者若能紧紧把握住病人的心理活动，根据不同的情况，分别将恰到好处的情遣开导，寓于切合病机的药物调理之中，这对于疾病的防微杜渐和促使早日恢复健康有着非常积极的作用。有时因为运用了得宜的情遣开导，竟可使部分病人不药而瘥，或成倍地增强了药物本所有的治疗功能。先生尝治一中年闭经患者，几经转医，服药数十帖不效，后邀先生诊治，运用启发诱导式诊断方法，让病人尽情陈诉病之源由，将心底里的郁结全部地倾吐出来，结果用药守原方略事增损，计日即收痊功。祖国医学一向以“治病必求于本”作为辨证论治的根本总则，针对不同心理状态的患者，施以允当的心理治疗，其宗旨亦就是治病“求本”。

(三)效法昔贤纲领准绳，师之莫泥随机应变。在数千年的祖国医学发展史上，前贤尝总结出了许多的证治纲领准绳。诸如“胎前宜凉”、“产后宜温”等。所有这一些的确值得我们效法。但对于前人的学术观点，无论它是历代沿用已形成了定论，还是存有争鸣的一家之言，我们师之绝不可尽信，亦不可贸然否定，应拿到实践当中去验证它。效法的宗旨是师其所长，俾之受益，特别是对于一家之言，我们更要高度重视。短短一言，往往是毕生实践经验的总结，经过我们实践验证后，值得借鉴的我们就要继承运用，倘若有其异议，欲正前人之误，必须要持审慎态度，以事实为依据去修正充实。兹就明·方广撰《丹溪心法附余》中提出的崩漏三大治疗法则，略述先生的观点。

方氏指出：“初用止血以塞其流，中用清热凉血以澄其源，末用补血以还其旧：”数百年来一直被医界视为治疗崩漏之规矩。先生认为崩漏下血理宜止血塞流为先，但临证见血止血，妄用扃塞之剂，仅是权宜之计，势必导致朝止夕发或反不能止。必须把握病机，溯本穷源，以辨证为立法遣药之先导，寓“塞流”于“澄源”之中，源本既得澄清，其流自能遏止。如因瘀血滞留血脉，血不循其正规，离经之血妄行者；妄投止血扃塞之品，岂不是闭门留寇，已瘀再瘀；若用活血化瘀之剂，待瘀血一去，血循常道，其血自止。“澄源”亦不能尽用“清热凉血”。因肇致下血者有寒有热，有瘀有虚，倘若皆用“清热凉血”治之，证属血分有热者为之有幸；证属命门火衰，温煦无能致成崩漏者，譬犹冰冱之地，复遭寒霜，非但无益，反受其害。

所以先生主张，我们需要效法昔贤纲领准绳，但师之莫泥，必须随机应变。

(四)屡验者拟固定处方，据病情设看家之药。无论任何疾病都有一定的辨证治疗规律可循，久经临床实践以后，虽用药思路愈加宽阔，但择方遣药亦益加精缩，将从中的规律总结加工以后，便可拟出固定处方。几十年来，先生搞了部分固定处方，既方便了临床运用，又有利于总结提高。如治遗尿与小便失禁的“固脬汤”、治肿瘤的“攻坚散”等均属此类。兹就治滑胎的“固胎汤”，赘述数言。治疗滑胎的基本原则是“保胎”，但其措施不一，朱丹溪主张“大补气血”，傅山倡“安胎重脾胃，补其气不足，泻其火之有余。”先生认为保胎的关键在于脾肾。肾为先天之根，安身立命之源，胎居母腹，赖肾以载。脾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胎孕既成，必赖母体气血滋养。立法健脾益肾，奠安两天为主，自拟“固胎汤”加减施治(菟丝子、桑寄生、龙骨、牡蛎、熟地、山药、白术、续断、杜仲、阿胶等)，俾肾壮则先天之根不怯，脾健则后天之本雄厚，两天之气安奠，庶无胎元滑堕之虞。在用药上，凡久经临床实践后，常有个人的惯投必用药物，亦即“看家之药”。先生认为医者惯用某药，非为嗜好使然，亦不是以一药而应百病，而是说明了医者对某药的功能有着较为全面和较为深刻的认识与理解，通晓某药的配伍应用，因而治疗某一类疾患有其独特之处。如明代医家张景岳善用熟地，屡起沉疴，而被誉称之为“张熟地”。先生在临床上比较惯用龙骨、牡蛎等味，特别是妇科病症运用更为广泛。龙、牡二味，同归肝肾，俱主收敛，收浮越之气，敛耗散之血，是“戢阳固阴”之要药。在临床上阴不为阳守，阳不为阴固者屡见不鲜。如阴不守其阳则常见经行头痛、经行发热、经行吐血、自汗、盗汗、惊悸、失寐等症；阳不固其阴则常见经行先期、经来量多、崩漏、带下、阴挺等症。凡属此类，皆投以龙骨、牡蛎，分别伍入各经见证之药，阴既益则阳遂和，阳既戢则阴自固。两药并用，戢阳固阴，常获阴平阳秘，病痊体泰之效。

以上是先生60年杏林生涯主要学术思想的反映。整理者将全文呈给先生审读时，谓：虽说是从医时间已有六十春秋，也积累了一点经验，但自赧雕虫小技，微不足道。今聊加陈述，谨祈同道郢政。疏肝解郁话麦芽

麦芽一药为众医所熟悉，综观其用，多用以消食和中，而鲜少用于疏肝解郁。其实是药疏肝解郁之功甚佳。郑老先生用生麦芽配伍，治疗肝郁不舒所致之脘腹作痛、月经闭止、经行乳胀、久婚不孕等，均收效良好。

《医学衷中参西录》中谈到：“大麦芽，能入脾胃，消化一切饮食积聚，……虽为脾胃之药，而实善舒肝气。”据此言，将麦芽用之于以肝郁不舒为主之病证，收效果真良好。曾治一肝郁经闭不行案，患者素禀抑郁寡欢，因行经期夫妇口角，即刻停经，历时3月不行。自觉两胁胀满刺痛，乳胀畏于近衣，小腹腰骶胀楚，情绪多烦易怒，投以逍遥散合四物汤，加生麦芽20克，服药1周，月信遂至，继之月经按期而下；诸苦渐次悉平。又屡尝治疗经行乳胀，凡在求本方中参入生麦芽(一般用量为15克)，多应手取效。如一王姓患者，每经前1周即两乳胀痛，历时年余，服逍遥散方数10贴，虽乳房胀痛有减，但未能尽收痊功。后于原方中加入生麦芽15克，每经前服药五帖，恪守2月即愈。并尝单用生麦芽一味治疗经行乳胀，收效亦较为满意。在治疗肝郁型不孕症时，方中加入麦芽，收效捷彰，郑老先生将麦芽列为肝郁不舒型不孕症之必用药，或言之“看家之药”。今治一结婚后3年不孕者，证属肾虚肝郁，迭经药疗，愿未能遂。后邀郑老先生治疗，观其前医处方，药证合拍，拟步原方略事出入，加入生麦芽15克。仅服药10贴，即受妊在怀。临床实践表明，凡属肝郁不舒为患，于求本方中加入斯药，既能明显提高疗效，又可增进患者食欲，是味疏肝解郁、消食和中之良药。《本草求原》中说：“凡麦……浸之发芽，得生升之气，达肝以制化脾土，故能消导。凡怫郁致成膨胀等证用之甚妙，人知其消谷而不知其疏肝也。”实良有深意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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