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子的毒性问题：

附子为药中第一大将，大辛、大热、大毒，驱寒毒，破阴凝，走而不守，通行十二经表里内外，无处不到，性如雷霆霹雳，有斩关夺门之能，破阴回阳之力。与川乌同用，如虎添翼，破冰解冻，无坚不摧。以炙甘草统之，甘缓补土伏火，得干姜之守而不走，山萸肉之酸敛，可上助心阳以通脉，下温肾水以益火之源，挽散失之元阳，固下焦之阳根。故可救生死于顷刻。四逆汤之奥义便在于此。

中医治病，以药性之偏，救本气之偏，少阴亡阳为大寒大毒，附子之大辛、大热、大毒，适足以破之。故悟出：对垂死的心衰患者，附子之毒，恰恰是起死回生救命仙丹!医圣立四逆汤，已阐明此理。且看四逆汤的组成与用法便知：本方以炙甘草为君，补土伏火以制附子桀傲不驯之性，药用二两，恰是附子的两倍。以干姜之守而不走，固护中气，药用一两半，引附子守于下焦之水中。生附子一枚(约一两)旁注“去皮，破八片”。去皮，为去附子之邪毒，破八片后药性更易分解，充分发挥附子大辛、大热之性。煮服法：上三味，以水三升(600m1)煮取一升二合(240m1)，分温再服，即分两次服，每次仅120m1，并特别提醒：强人可大附子一枚(50克)：干姜三两。

从四逆汤的组成与用法，医圣告诉了我们三点：第一点，炙甘草意不在解毒，而是在补土伏火救中气，因此它是君药。自然，甘草善解百毒，以和缓中土正气，制附子的戾气，驾驭附子不得为害。我的书中强调解毒是为了破疑解惑，打消初学者的顾虑。解歪了医圣原意，罪过，罪过!第二点，生附子之毒在皮上，故要去皮。但附子的大辛大热之毒，却是阴毒寒毒的克星，故不但用生附子，而且要破八片，使药性充分发挥，方后还淳淳告诫，强人要用到一个大个，50克以上。医圣对这位大将军深信不疑，才使这位大将军救生死于顷刻。第三点，煮服法中三升水煮到一升二合，火候不大不小，超不过半小时。此时正是附子毒性的最高峰!少阴亡阳是重危急症，生死在顷刻之间，如果按现代教科书药典的规定，文火煮2小时以上，则病人已经离开人世。所以我在救垂死病人时，是用开水武火急煮，随煮随灌，不敢有丝毫的延误。

我们所要继承的是古中医传统，所以我们要听《内经》的话，张仲景的的话，彭子益的话，除此之外都是误区与迷阵，歪门邪道，死路一条!

附子是中医手中一味救命仙丹，既然要用附子，就得了解附子。书上写过，不如自己用过更踏实。因此，从我开始到第二、第三代弟子，无一例外的亲尝附子，患病则亲自处方服药。所以能做到心中有数，从不失手。我们对医圣张仲景崇信无比，立志学医圣，按医圣的教导，做人做事。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许多惊心动魄的经历，一切重大风险我们都一一闯过，青年一代完全可以放心大胆地实践我们的经验，为中医复兴接过我们手中的接力棒。通过三代人的艰苦奋斗，迎接中医复兴盛世的到来。

经方的剂量问题：

《伤寒》方的理法方药是一个整体，由于《伤寒》成书后毁于兵燹，直到现在经历了1800年仍然没有见到仲景原书。加之宋朝以后学派峰起，大多背离了《内经》主旨与《伤寒》理法。近一百年来中医西化，走向岐路，造成传承断裂，因而伤寒方的原貌，无人知晓，怎样应用经方，更是瞎子摸象，莫衷一是。

我们知道，回逆汤是医圣救治心衰的成功经验，1800年前就做到了。

但我们用回逆汤救心衰，十有八九要失败!为什么?

1961年我治7例心衰中，5例无效，1例小效，仅救活1例。因此，我从古代找原因，读历代医案，又请教前辈及老药工，发现了三大疑点：

一是远在宋代《本草衍义》的作者寇中爽有一段记载，他是历史上第一位对应用经方剂量过小提出质疑者。他治病力排众议，悉遵古训，用伤寒方原量治病，皆获奇效。他指出：“今人用古方多不效者何也?不知古人之意尔!如仲景治胸痹，心中痞坚，气逆抢心，用治中汤：人参、白术、干姜、甘草四物共一十二两(即理中汤原方)，水八升，煮取三升，每服一升，日三服，以知为度；可作丸，须鸡子黄大，皆奇效。今人以一丸如杨梅许服之，病即不去，乃曰药不神!非药之罪，用药者之罪也”。

又读名医类案卷一，载吴球用附子验案。吴球浙人，曾为明太医。“一富室患中寒阴证，名医盈座束手。后吴御医至，诊之曰：非附子莫救，令人拣极重者三枚，生切为一剂，计量三两投之。众医咋舌，私自减其半量，以一两半为剂进之，病遂已。吴复诊曰：为何减吾药量?吾投三枚，将令其活三年，今止活一年半耳。后年半果病发而卒。”

故历代多有“仲景不传之秘在于剂量”的慨叹。这两位前辈的当头棒喝，如一声惊雷，引导我走上试药尝药之路。可见读古人书，最忌死于句下。人人皆同，唯我独疑，亲手做过，方可发现真理。读伤寒要当如此。

第二个疑点，经方中除以两计量外，还有以枚、尺计量者，如栝蒌大者一枚、杏仁70个、石膏鸡子大一枚、厚朴一尺等；生物进化是一个极为缓慢的过程，难道东汉的果仁，竟然比现在大，现代反而变小了?麻黄汤中杏仁七十枚，称量结果是一两，而现代用量只是一至二钱。显然是错了。

第三个疑点是生附子问题。我曾就此请教灵石伤寒大家郑少玄先生，郑老说：“小伙子，你又异想天开，想出人头地吗!毒死人是要蹲监狱的。”而对附子问题不置一词。后请教老药工段宝祥，段老才告诉我，解放后禁止使用了。(当时正是推行余云岫路线，虽经毛主席纠正，余波仍烈之际)老一代是惊弓之鸟，只好明哲保身，情有可原。之后我亲尝附子，有了切身体会，生附子找不到，用炮附子，救心汤一剂用到一两至二两半，仍然无济于事。一次偶然的机会，病人服错药，把三剂药在一天内服完，共计附子四两半，合135克，这才救活了一位从医院拉回家准备后事的垂死病人。这位病人是灵石石膏矿技术员燕俊彦之母，患风心病多年，每年住院两三次。1961年10月，住院一周后病危，在家准备后事。我处方后，其妻(名引小)手忙脚乱，又要做老衣，又要熬药，竟把三剂药一锅煮，又因火太大，熬剩药汁不多，但很浓。40多分钟全数服完后，病人便睁开眼说话，要吃饭。次日即可下炕走路。之后又经一段调治，活了30年，76岁，基本健康。

这一次的误打误撞，侥幸成功，对我震动极大。使我领悟了“医圣不传之秘在剂量”这个论断的正确无误。一首方剂，除了辨证准确无误，理法恰合病机之外，基础有效剂量，便是一个突破口。达不到这个量，既不能治大病，也不能救人命。

之后，读本草纲目，从它的序例中，才知道由于李时珍老人对古代度量衡的演变，也不太清楚。对古方剂量怎么定，他做了折中，说：“古之一两，今用一钱可也。”这句话害苦了《伤寒论》470年，直到现在仍照此办理。现在的用量只达到伤寒方的十分之一，岂不是阉割了伤寒论!关云长是三国名将，你收缴了他的青龙偃月刀，他还有什么威风!伤寒方之所以不能治大病，中医之所以沦为慢郎中，之所以退出急症阵地，之所以沦为西医的附庸的根本原因在这里!

但误打误撞毕竟不足为据，幸而在20年之后的1981年7月，我国考古发现了东汉度量衡──大司农铜权。证实了东汉一两等于现代15.625克。那么，去掉尾数，伤寒方一两现代当用15克。这便是伤寒方的基础有效剂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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