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关于师承与治学

经验丰富、疗效显著的大师级的中医多是熟练掌握方证理论与辨方证方法的临床家，换句话说，擅长于运用经方、温病方的名医在临床中多善用辨方证的方法，如刘渡舟先生善用苓桂术甘汤治疗各种杂病，他根据仲景所论述的脉证，将苓桂术甘汤的证概括为：水舌：舌胖大、质淡嫩、苔水滑欲滴；水脉：沉弦或沉紧；水色：面黧黑或见水斑；水气上冲症：心悸或动悸、胸满、眩晕等。临床上不论什么病，只要见到这些特征性表现，就径投苓桂术甘汤，每可取捷效。赵绍琴先生对升降散有深刻的研究，以之治疗火郁证。他把升降散的证概括为：舌红起刺，脉弦滑细数，心烦急躁，自觉心中愦愦然，莫名所苦等。临床上只要见有升降散证，不论是什么疑难杂病，就率先投以升降散，亦可每起沉疴，分析他们的临床思路，可以看出其最基本的方法有三步：首先，把某一有效方的适应证特别是特征性表现把握清楚，如苓桂术甘汤的舌胖大、质淡嫩、苔水滑欲滴等；升降散之心烦急躁、舌红起刺等；其次，把某方与其适应证紧密连接在一起形成一个个独立的“方证”，如苓桂术甘汤证、升降散证；其三，临床上不管是什么病，不管患者的表现多么错综复杂，只要能发现某一方证的特征性表现，就紧紧抓住这一特征性表现，确定为某“方证”，径投该方予以治疗。这一临床思路就是本书所谓的“辨方证论治”的方法。因此，要想掌握辨方证的方法，仅仅限于熟记《伤寒论》、《温病条辨》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拜师临证，学习名师自己总结的辨识方证的心法。

我学医以来最有幸的是遇到了四位既善用经方又精通温病方的德高望重的名师：一位是陕西中医学院教授王正宇先生，我在读大学的时候，有幸拜其为师学习中医，王正字先生有大学文科的基础，有广博的文史哲学知识，严谨的思维逻辑，很高的研究素养。他从事中医教学与研究具有独特的风格，其中对我影响最大的是他对方剂的理解，他创造性地应用划分方剂内部结构的方法解释方理，这种方法对我研究方与证的对应关系有重要的启示。临床上，先生擅长用仲景经方与叶氏方，处方严谨，疗效显著。我先后随诊5年，打下了研究方证、应用成方治疗现代病的基础。先生虽然对叶桂、吴瑭的方证手法有深人的研究，但由于他的老师多数是伤寒经方家，受其影响，临证多凭借老师的经验用经方者多而用温病方者少，因此，他指导我先读《温热论》与《温病条辨》，后读《伤寒论》，以期弥补北方医生不熟悉温病方应用之不足。

王正宇先生的体会是正确的，在北方很难找到对叶桂、吴瑭温病方有深入研究且具有应用经验的名师，因此，当全国第一届温病学博士生招生的机会来到之后，我下决心报考南京中医药大学孟澍江教授的博士，有幸成为他的第一届博士生，随先生学习中医3年。孟老师对叶桂的手法与吴瑭《温病条辨》有深入的研究，临床善用叶氏方或吴瑭方治疗疑难杂病，并擅长据证取古方数法合而为方。处方有叶派风格，轻灵而严谨。先生曾对我说，他当年跟师学习时，若逢老师外出，家里就由他代替其师接诊，当遇到疑难病难以应对时，就翻《温病条辨》与赵海仙《寿石轩医案》，足见他在温病方临床应用上所下的工夫。受其影响，我对温病方的临床应用研究有了浓厚的兴趣，也从此奠定了临床用温病方治疗杂病的较为扎实的功底。

取得博土学位后我被分配到北京中医药大学温病教研室任教，名医赵绍琴先生作为终生教授在温病教研室执教。赵绍琴先生的曾祖父、祖父和父亲均在清太医院供职为御医。其父文魁公曾任清末太医院院吏，御赐头品顶戴花翎。受其父影响，赵老临床治病有突出的特点：一是有御医风范，处方药味少，分量轻，善以轻灵纤巧取胜；二是善于用家传师授的古方变通法为方治病；三是擅长用温病法治疗大病难症。其处方轻描淡写，却能有传神的疗效。我曾经利用在同一教研室的便利机会跟随赵老临床学医，感悟到了赵老变通古方为新法的临床思路，由此打下了变化古方、温病方治疗杂病的基础。

此后，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著名伤寒学家刘渡舟老师答应我的请求，接受我和我的夫人王建红医师跟随他临床抄方学医。刘渡舟先生是名副其实的经方临床家，临证用方有经方派的特点与风范，不仅善用经方原方，而且运用温病方也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先生的用方风格与疗效使我对中医临床有了一次大彻大悟，这次感悟也使我的中医临床水平跃上了一个新的层次。从此以后，我一边跟刘老上临床，一边重读《伤寒论》、《金匮要略》、《温病条辨》以及刘老的著作，并且追寻与刘渡舟先生学术交往较多的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著名伤寒学家胡希恕先生与陈慎吾先生生前的著作、讲稿、录音，进行反复学习研究。也正是在这个时候，我才真正找到了撰写此书的灵感。

在我着手撰写本书的时候，四位老师已先后谢世，出于对老师的尊敬与感激之情，我称他们为“先师”，在书中每方的“用治杂病举例与体会”中，我首先对他们应用温病方治疗杂病的经验以及相关的理论进行了研究、整理、总结、介绍，希望他们的珍贵经验能够通过此书而发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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