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关于温病方治疗杂病

叶桂是经方的实践家，《温病条辨》方源于叶氏经验而根基于《伤寒论》，与伤寒方具有相同的属性，具有“经典方”的特征。《伤寒论》经方能够治疗杂病，《温病条辨》方也必然能够治疗杂病。

前人论伤寒方治杂病，以及广泛运用伤寒方的实践已经为我们树立了榜样，用温病方治疗杂病的关键在于打破温病方对应的治疗温病这一习惯性思维，只要突破了这一惯性思维的束缚，就能进入“同方异治”的广阔的领域。

温病方之所以能够治疗杂病，是因为温病方是以方证的形式存在的。虽然时代不同，疾病有变异、绝灭、新生等变化，但是，疾病最基本的病理反应如发热、口渴、汗出、头痛、舌苔厚腻等症状是不变的，因此，方证的存在不随疾病种类或时间空间的变化而变化，仲景时代有白虎汤证，吴瑭时代有白虎汤证，今天或将来的临床上仍然会有白虎汤证。同理，伤寒病过程会出现白虎汤证，温病过程会出现白虎汤证，杂病中也会出现白虎汤证。再如，翘荷汤证，《温病条辨·上焦篇》秋燥第57条载：“燥气化火，清窍不利，翘荷汤主之。”吴瑭自注云：“清窍不利，如耳鸣目赤，龈胀咽痛之类。”掌握了这一方证，临床上根本用不着考虑是否是秋燥，只要见到郁火上升的翘荷汤证，如咽痛、龈肿、目赤、耳鸣等，即可用之。辨方证论治的特点是无须考虑疾病种类与时间空间而据方证用方，这是温病方能够用于治疗杂病的基础之一。

温病方能够治疗杂病的另一基础是由外感病与杂病的复杂关系决定的。临床事实表明，外感病与杂病很难截然分开，一是外感病可以转变为杂病；二是杂病过程可以复感外邪；三是不少杂病早期多以外感病的形式出现；四是部分疾病究竟是外感病还是杂病的确难于断然区分。注重临床的张仲景没回避这一临床事实，除《金匮要略》部分论杂病外，在专论伤寒病的《伤寒论》部分也阐发了杂病的论治。陈亦人《伤寒论求是》认为太阴病从“腹满而吐，食不下，自利益甚，时腹自痛”及“自利不渴”等证来看，就是杂病。吴瑭深刻认识到外感温病与杂病的复杂关系，在《温病条辨·凡例》中指出：“是书原为温病而设，如疟、痢、疸、痹，多因暑温、湿温而成，不得不附见数条，以粗立规模。”在下焦篇湿温第62条减味乌梅丸后自注说：“本论原为温暑而设，附录数条于湿温门中者，以见疟痢之原起于暑湿，俾学者识得源头，使杂症有所统属，粗具规模而已。”基于这种认识，他在《温病条辨》上、中、下焦篇中均论述了疟、痢、疸、痹、疝等杂病的方证。另外，《温病条辨》深入细致地阐述了寒湿的证治，所述寒湿方证多数是外感与杂病兼感之证。吴氏在《温病条辨·下焦篇》寒湿第42条自注中强调：寒湿、湿温，“其间错综变化，不可枚举。其在上焦也，如伤寒；其在下焦也，如内伤；其在中焦也，或如外感，或如内伤。至人之受病也，亦有外感，亦有内伤，使学者心摇目眩，无从捉摸。其变证也……倍而又倍。”吴氏精辟地阐发了外感温病与杂病的内在联系，制定了一系列既能治温病又能治杂病的方剂。因此，温病方本来就既能治外感病，又能治杂病，具有双向性作用。现今临床常见疾病更加复杂，许多疾病如免疫性疾病就难以截然分清楚是外感病还是杂病，温病方在这类疾病的治疗中具有特殊的意义。

温病方能够治疗杂病的再一基础是现今临床上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内生火热病、内生湿热病、内生寒湿病。内生火热、湿热、寒湿病邪郁伏于体内，可以外发于卫表，蕴郁于气分，可以深人营分，郁结血分，可以损津伤阴，耗气伤阳，可以影响三焦脏腑气血阴阳的变化，具有与外感温病类同或相同的病机，辨治这类疾病最直接的方法就是用温病的理法，卫气营血理论、三焦理论，特别是温病的方证理论能够很好地揭示这类疾病的病机，温病方是治疗这类疾病的有效方剂。

温病方治疗杂病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其一，可以开拓杂病临床辨治的思路。杂病用杂病方人人皆知，杂病用温病方却知者较少，倡导温病方治疗杂病的研究，能够拓展内、外、妇、儿等学科临床用方的思路。例如，《温病条辨》清官汤，主治“神昏谵语”，此方以其清心凉营开窍的作用，可以治疗癫痫、精神分裂症、强迫症、抑郁症等精神性疾病，从而为内科学辨治这类疾病开拓了新的思路。其二，有利于将温病的研究引向深入。目前临床上已经难以见到仲景时代、明清时代出现的典型的温病，因此，如果墨守温病方治疗温病的研究，温病学将会逐渐萎缩甚至被淘汰。若转换研究方向，注重温病方治疗杂病的研究，不仅具有广阔的前景，而且可为中医的现代研究提供新的思路。例如，《温病条辨》安宫牛黄丸的开发研究，不仅研制出了新的制剂清开灵，而且，以之治疗中风的临床研究取得了突出的成就，也获得了可观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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