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关于温病的方证

张仲景《伤寒论》创立了经方的方证理论，柯琴发现《伤寒论》中“仲景有桂枝证、柴胡证等辞”，由此悟出方证是《伤寒论》的核心，乃宗此义，以方证名篇，而以论次第之，著《伤寒论注》，阐发了《伤寒论》六经中的方证理论。徐大椿经三十年探求，悟出《伤寒论》“非仲景以经立方之书，乃救误之书”，“是不类经而类方”，认为“方之治病有定，而病之变迁无定，知其一定之治，随其病之千变万化而应用不爽”。遂打破六经框架，突出方证，将《伤寒论》方总分为12类，“每类先定主方，即以同类诸方附焉”。进而，将“其方之精思妙用，又复一一注明，条分而缕析之，随以论中用此方之症，列于方后，而更发明其所以然之故” (《伤寒类方·序》)，著《伤寒类方》，专论仲景方证。陈念祖认为掌握《伤寒论》的方证是学习应用经方乃至中医临床的入手功夫：“大抵入手功夫，即以伊圣之方为据……论中桂枝证、麻黄证、柴胡证、承气证等，以方明证，明明提出大眼目，读者弗悟矣” (《长沙方歌括·小引》)。为了使学医者能尽快掌握经方方证，他苦心撰著《长沙方歌括》与《伤寒真方歌括》，用歌括形式深入浅出地总结了仲景的方证。

吴瑭感叹温病学尚没有像《伤寒论》那样的方证对应、一条一辨的医书，因此，他痛下决心， “仿仲景《伤寒论》作法”，采集们临证指南医案》的处方脉证，结合个人心得，著《温病条辨》，制定温病辨治238法，208方，从而创立了温病的方证理论。吴氏明确指出，此书“虽为温病而设，实可羽翼伤寒”。(《温病条辨·凡例》)

《温病条辨》方与《伤寒论》方密切相关，其取之于仲景经方的思路有五个方面：一是直接移用经方，如白虎汤、白虎加人参汤、栀子豉汤。二是化裁经方，如从附子粳米汤化裁出加减附子粳米汤，从苓桂术甘汤化裁出苓姜术桂汤。三是变制经方，如从炙甘草汤变制出加减复脉汤、三甲复脉汤，从麦门冬汤变制出沙参麦冬汤、益胃汤，从乌梅丸变制出连梅汤、椒梅汤。四是改制经方：如从麻黄附子细辛汤改制出下焦青蒿鳖甲汤，从小柴胡汤改制出中焦青蒿鳖甲汤。五是仿制经方，如从麻黄汤仿制出银翘散，从桂枝汤仿制出桑菊饮。《温病条辨》的方证是在《伤寒论》经方方证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与经方方证同属于一个支脉，可谓一脉相承。

在充分吸取《伤寒论》经方方证理论精华的基础上，吴瑭总结了明清时代新制定的温病方证，如三仁汤方证、黄芩滑石汤方证、草果知母汤方证等，从而建立了《温病条辨》的方证体系，创新了仲景的方证内容，发展了经方的方证理论。

除叶桂、吴瑭之外，温病学尚有温疫学派学说、伏气温病学派学说、通俗伤寒学派学说等，他们在各自的临床实践中总结了另一部分疗效卓著的温病方，为温病方证理论谱写了新的一页。这些方证与《温病条辨》的方证共同构成了温病的方证体系。

叶桂遵《黄帝内经》之意，发明了以方中主药的性味归纳治法，阐发方剂结构与方义的理论，如所谓辛凉轻剂、甘寒益胃、苦辛开泄、酸苦泄热等。吴瑭继承叶学，认为：“古人有方即有法，故取携自如，无投不利，后世之失，一失于测证无方，识证不真，再失于有方无法。”(《温病条辨，凡例》)根据这一认识，《温病条辨》不仅仿《伤寒论》体例，条分缕析地阐发了温病的方与证，而且阐明了各方所寓的法，如银翘散为辛凉法、清营汤为咸寒苦甘法等，从而把方与证、方与法与证的对应相关性及其内在联系作了深刻的阐发，为温病的方证赋予了新的内容。

总之，温病的方证体系是指温病方与证相关的理论体系。该体系是在《伤寒论》方证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与仲景经方方证理论一脉相承而又独树一帜。

仅研究《伤寒论》经方方证则不能明其发展之流，只研究温病方证则不能知其基础之源。建立温病的方证体系，从流溯源地研究温病方证以及与之相关的经方方证，是本书的宗旨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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