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对伤寒治疗的认识

 对热病的治疗，叶派以用清法与护阴津，为二大原则。祝氏主张用温用清，当辨证而定，鉴于时弊，他尤其强调护阳不可偏废，故于温补，最为注重，其议论则具有创见，如，

 1·强调匡扶之法：

治疗外感热病，特别是在初起阶段，张子和不必说，他如吴又可、徐灵胎，乃致，陆九芝等许多医家，一般都强调祛邪为第一，故有“治外感如将，治内伤如相”，“大凡客邪，贵乎早逐”，“欲为万全之策者，不过知邪之所在，早拔去病根为要耳。” “良工之治病，先治其实”等说法，但祝氏则强调匡扶。他举例说：三人栉风沐雨，冲寒冒暑，所处环境相等，而病否不等，甲者不病，乙者病后不药而岔，丙者病而用药不愈，或甲遇气候剧变而不病，乙遇轻微之变即患病，这说明外感病仍是以调节机能的强弱，免疫力量的盛衰为主因。故他反复指出：“医之为工，能扶正以祛邪也，”“古谚有云：上工治病，必先固本。良有以也，” “疾病为正邪格斗之行动，医之任务，协正以祛邪也”，“伤寒之为病，邪正相争之局也，为战之道，气盛则壮，气馁则怯，馁其气而使之战，是取败之道也，” “医之所务，在益人也，去病而伤正，何益之有哉。吾子急切好胜，以为去病即是真理，是不知曲突徙薪，以焦头烂额为上客也。”，“总之，伤寒正邪相博，正胜则邪负，邪祛则正安，正盛邪微，病有自愈之理，正盛而处理无方，则邪有稽留之道。”祝氏认为：治疗伤寒，如能纠正营卫之失调，调动机体之抗力，去其病菌之附丽，则 “纵使首慝未诛，而莠民已戢，”病菌虽仍在体内，也不能再有害于宿主。祝氏不是说对病邪的处理就不关重要，陈苏生老曾总结祝氏观点说：“治病不治人，其失必多，知人不知病，弊亦相等。人病兼治，效捷而功全，此上策也。”这无疑是正确的，中医因向无科学工具，对于病原体及特效药的研究，一向略焉而不详，  “然病变万端，不外体力之消长，”  “故治病若无特效药，即当维护自然疗能。”为了扬长避短，免得在针对病邪下药缺乏实效时，出现虽能预料发展，只能以疲药塞责，不能截断逆转病势的被动局面，故祝氏主张：倘“未能直接除去其病原，则当扶持体力，协调其自然疗能，此一贯之道，凡病皆然，不独伤寒而已也。”这就是他“在照例的强调病原之外，对于病原的对手方，格外的加以强调”之原因。

  2·阐扬重阳原理：

祝氏崇尚二张(仲景、景岳)学说，对叶派每多批评，他认为，  “阴常有余，阳常不足，非臆谈也，”“轻阳重阴，世俗浅见之论也。”因“一切时感为病，大都正邪相争之局，”  “一切病邪，及其既入人体，即为人体抗力所支配，”而“抗力之消长，阳气实主持之。阳气者，抗力之枢纽也。气实则实，气虚则虚。伤寒为战斗行动，故当首先重阳。”祝氏认为人在未病时，不妨着意营养，以培养其阳，“及其既病，则当首重阳用，阳衰一分，则病进一分，正旺一分，则邪却一分，此必然之理也。”他说伤寒初期，  “卫外之阳不固也”，  “伤寒极期，抗力岂有余哉，”  “尤拙吾曰，阳明津涸，舌干口燥，不足虞也。若并亡其阳。则殆矣。良工治病不患津之伤，而患阳之亡。所以然者，阳能生阴也。是故阴津之盈绌，阳气实左右之。”他认为伤寒后期，扶阳亦当重于增液，但时医习用滋阴润泽，往往反使阳气受阻，致阳用不彰，阴津不继，欲速不达，适得其反，他说：  “人体之真阳不衰，则阴液之来源不绝，夫阳生于阴，气化为滓，脾胃为灌注之本，命门为生化之源，若中阳不败，则水少自然思饮，命火不熄，则阴液自为挹注，世未有阴药不经阳化而能自为润泽者也。”因为“物质易补，元阳难复，”  “故医家当以保护阳气为本。”总之，祝氏认为泊伤寒须自始至终注意扶阳，因为，“邪正消长之机，一以阳气盛衰为转归，善扶真阳，即善治伤寒。”这就是祝氏之心传。陈苏生老总结性地指出：  “抗邪作用，阳之本能也，把握阳气，即是把握抗力，故夫子治伤寒，有重阳之议。”

四、对伤寒药物的认识

祝氏推崇景岳，重视匡扶，但治感证很少用人参，熟地之类。祝氏用附子，每与龙、磁，麻、桂，枣仁之类配伍，与蜀中喜用附子的名医如沈绍九，陆景庭等人之药法亦不同，这是因为其对治感药物，也有较为独特之见解，如；四性疗人之创说：祝氏认为药之四性，是用来疗人的，药之五味，是用来治病的。他说性与味，  “一以治病，一以治人，泾谓不分，淆惑之由也，”  “药理之妙，不过性能二字而已，善用四性之药者，可使体工无偏胜之患，熟悉药物之能者，可收药到病(病指病证而言)除之功。”用药之道，主要是因人制宜，  “寒热温凉乃调整抗能之药，抗力太过者，折之以寒，抗力不足者，壮之以温，抗力旺盛，有偏亢之势者，和之以凉，抗力衰敞而虚怯过甚者，助之以热。寒热温凉，扶抑正气之符号。”唯其如此，故若非里气亢盛，寒凉不可轻投。祝氏对时医习用轻凉之风气，大为不满，他认为表亢而里气不盛，或局部虽呈热象，但全体抗力不足，都不得以清表、消炎为口实而妄用清凉。因药性是作用于全体的，  “药之有凉，所以抑制机能之亢进，一切内服之药，莫不假道肠胃，”  “是故凉药入胃，必先寒中，将欲清表，必先寒营，凉药所以抑制亢奋，其抑制之效力，可以普遍遐迩也。是以表亢而里气不盛者，又安用清为。”故“局部充血有余，而全身不足者，吾不为清也。”祝氏认为：  “扶益元阳之药，多是温煦之品，温字即含有补意。”故“无论有机之邪，无机之邪，其为病而正属虚者，总不离乎温法。”上述议论，于纠正滥用清凉，泛施阴腻之时弊，诚有发聋振愦之作用。！

2，常用药物之新解：

祝氏喜用附子补阳气而不主张用人参，他认为此二药虽均有强心固脱之效，但伤寒机转在表，邪毒以外泄为宜，如因虚而用参，  “人参固表，堵塞其邪机发泄之路，”  “是乃拂逆其自然之疗能也，故伤寒而正气虚者，宁用附子而不用人参，以附子走而人参守也。”但附子性暴，温而不潜，  “阳不嫌多，以潜为贵”，故必须配之以龙骨，磁石，则鲜僭逆之患，制暴为良，全在处方之得宜。故祝氏治伤寒，常用“附子振奋细胞，活跃抗力，以奏捍邪之功，”又鉴于“心脏为血液运输之枢纽，其疲劳而有衰惫之象者，枣、附以强之，”则扶阳强心，气壮血活，相得而益彰，故此四药为其扶正时最常用。至于熟地，他认为虽能滋荣百骸，但其性阴腻，不利邪机外泄，故极少择取。他说：“睿智之士，以为邪机应有出泄之路，清滋方中，佐以宣透，如生地与豆豉同用，”但“若此医治，失多得少，”不足取法，这是其扶正用药之大略。另一特点是十分重视麻，桂之作用，他认为：  “麻，桂为伤寒之主要药，”其作用有二，  “一为调节体温，二为排泄毒素，”因“麻、桂促使血液外趋，散温排毒，兼而有之。”故伤寒初起，在所必用，因为“发汗解肌，虽不能消除有机之邪，然诱因既去，体温有调节之机，则芟芜去障，内在之邪孤矣。”在表解之后，病到了中后期，他仍常用麻，桂，则目的是借“发汗以排毒，所以排泄体工因抵抗而产生之老残废物，及血液中来经中和之毒素也。”而且，他认为通过促使血液趋势向表，能减轻内部病灶之炎肿，符合诱导原理，病理因之恢复至生理，则愈出自然，故其作用非豆豉、豆卷等药所能比拟。

结  语

明清以降，温热学说大行，人唯叶派学说是宗，  “于是清法大时，医有终其身，不用仲景法者，而叶、王，鞠通之方，则无不熟读，靡靡之风，举国尽然，稍有异见，便无声援。”然叶派药法之于热病，在截断、逆转问题上，是否疗效甚佳，只要遵而勿失就可以了？这个问题，值得思考。但近代医风，凡以清凉治外感，即使无效，亦可不致受责，如何新之治许少卿室，  “十进清解，病不略减”，改延孟英，王仍赞曰：  “幸遇明手，未投温散，尚可无恐，”而祝氏治徐某弟，只用了一剂辛温，病不稍减，医就归咎药误，此所以时医视麻、桂如蛇蝎也。祝氏在这种历史条件下，敢于糠秕经旨，不怕得罪时贤，独辟蹊径，大倡温热，这种精神是十分可贵的。其学说虽不可避免地亦有不足之处，但毕竟是璧玉微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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