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关于理论与临床的关系

中医的社会功能是临床，是防病治病。而临床疗效的提高决定于中医从业人员的理论水平。当前，人们普遍认为中医临床领域在缩小，治疗的病种在减少，治疗效果在下降。根本原因就在于西方文化与科学的冲击之下，中医处于百年困惑之中，处于信念危机之中，理论体系在异化中逐步萎缩，临床队伍中熟谙辨证论治者的比例在逐步降低。为扭转这种被动局面，人们一方面呼吁提高临床疗效，而另一方面却只重视一方一药式的临床经验的继承，而不重视理、法、方、药的一致性，那就难以提高辨证论治的水平。我们不能再重复那种“重用轻理”、“以干代学”的简单化、庸俗化的做法，要把中医临床牢牢地建立在坚实的中医理论基础之上。

4．关于科学与技术的关系

科学与技术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对于技术而言，科学是理论思维的产物，是事物运动的基本原理，是技术的根基所在。技术是科学的实践应用，任何技术都是在特定的科学原理基础上演化出来的。我国古代的“四大发明”是技术发明而非科学发现。由于缺少物理学、化学的科学驱动，故长期在原地踏步，未曾发展。植根于东方文化、科学的中医，既有对生命科学原理的深刻发现，又有在此基础上的技术运用和实践检验，因此是东方科学中当之无愧的成功的典范，尽管世界许多古国的传统医学相继消亡，但是在人类文明进步的今天，中医仍然一枝独秀，为世人所瞩目。日本明治维新以后，汉方医学轻视甚至背离以经典著作为代表的中医基础理论，由“方证相对论”进一步滑向“方病相对论”──使用中医的一个方剂对号入座地治疗西医的一种病。结果，导致疗效不可靠而逐步走向衰落。从70年代起， 日本的“汉方颗粒剂”以其先进的生产工艺、精美的包装和貌似科学的剂型蜚声亚太地区。然而，由于先进的技术与中医理论相脱离，近年来连遭日本朝野的非议，处在被剔除于“健康保险用药”之列的危机之中。可见，脱离自身的科学原理，或者借口以“技术先行”来推进中医学术的发展，是本末倒置、主次不分的胡涂观念，这就难免产生事与愿违的结果。

5．关于中医与中药的关系

中医与中药，理论体系是一个。“药为医之用”，故中药的研究与临床使用必须遵循中医理论原则。近年来，人们常常把“用西医药物物理学和药物化学的方法，按照西医生理和病理的原则，从中药中提取西医认为的有效成分，然后根据西医临床药理的指标”用于临床的药物，视为中药研究的成果和中药发展的方向，这是一个大误会。从天然药物中提取西医认为的有效成分而制成的药，如麻黄素、黄连素、莨菪碱、元胡索乙素、川芎嗪等等，是西药研制的途径之一。这些药当然是西药而非中药。中药研究倘若脱离四气五味、升降浮沉以及归经、临床功效、使用宜忌的自身理论与标准，按照西化的路子走下去，终将出现有中医而无中药的怪现象。其实那时候，中医中药也就同归于尽了。因此，我们强调中医中药是一家，其中的要害是，有利于保证中药科研、生产、开发不脱离中医理论与临床的轨道。

6．关于研究对象与方法的关系

任何一个成熟的学科，都有其特定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研究对象决定了本学科的根本属性，研究方法则是认识或者揭示对象内在本质的方式和手段。没有研究对象的学科是不存在的；没有研究方法则在对象的认识上永远是零散的、经验性的。也就是说，用一定的研究方法研究特定的对象所形成的概念、范畴体系，才是该学科的基础理论。应该强调的是，对象与方法的关系是选择与被选择的关系。特定的、具体的研究对象必然选择相应特定、具体的研究方法，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公理。

中医研究的是人的生命过程中自然流露的、表现在整体层次上的机体反应状态，即证候及其运动、变化；西医研究的是人体内部的器官、组织、细胞、分子的结构与功能。中医在直接运用哲学研究方法的同时，着重运用了一般科学研究方法，即系统性方法；西医则在近代物理学、化学成果的基础上，着重运用了还原性研究方法。人们常常认为，中医发展缓慢是因为中医没有赶上近代科学技术潮流，即没有得到“工业革命”的驱动，因而习惯用还原性研究方法对中医进行解释和改造，这是科学对科学的误解。

其实，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中国人就曾有“其死剖而视之”的热忱，希望以此方法知道人体内部器官、组织的结构与功能。一直等到17世纪，“工业革命”也没有出现在中国，因此中国的特定历史阻碍和限制了西医在中国的形成与发展。使我国古人的“剖而视之”，停留在希望中达两千年之久。这其实正是西医没有在中国形成与发展起来的根本原因。但是在此期间，中医却以证候为研究对象，以阴阳五行学说为研究方法，得天独厚地在世界的东方造就了一个独特的、西医不可取代的医学体系。

人类的科学技术进入现代，即“新技术革命”以来，越来越多的中医界学人发现，当接触到系统方法和最新的模糊数学时，常常有一种“似曾相识”之感。其原因就在于中医阴阳五行学说中不仅包含着丰富的辩证法思想，而且也包含着系统方法、模糊数学的合理内核和原型。

一部科学发展史，本质上就是人类科学研究方法论、认识论发展的历史。科学总是随着研究方法所获得的成就而前进的。所以，在哲学方法指导下，运用系统方法、模糊数学的原理和方法推动中医发展，必将是中医现代化的基本趋势。用西医的还原性方法来研究中医的对象，因为违背了对象与方法相互关系的最基本的原则，所以是行不通的。

7．关于中医与西医的关系

中医和西医各自研究和总结了人体生命过程中的一部分现象和规律。可以说，两者都是“半整体医学”。这正是我国“中西医并重”方针在科学上的根据。两者相互学习、取长补短是必要的，但是，以一者的理论原则、方法和标准，解释、验证、改造对方，其结果必然是取代或消灭另一者，这当然不是我们的选择。

就整个人类医学而言，至今仍有许许多多的生命奥秘尚待我们去揭开、去探索。按照我们现在的科学视野和能力来看，中医和西医研究对象的总和，也许才是完整的人。所以，中医与西医双方立足于自我，各自运用自身所选择的最新研究方法，并接纳对方的启示，使自己的认识不断深化，才是中、西医各自的根本出路。在复杂的生命奥秘面前，至少在现代，中医与西医谁也不可能包打医学科学的天下。从这个意义上讲，中西医并存的格局仍将长期存在。

我国著名的社会学家费孝通最近指出：“东方社会为追求现代化和现代特性，如何避免在充满‘东方学’偏见的西方现代化的理论指导下跌入以欧美为中心的文化霸权主义陷阱?怎样医治这一文化心理危机?在学术表述上应采用什么理论?”我们现代的人应当为“这一系列‘考题’提供应试的答卷”。他认为：“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发展的趋向。不带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不是要‘复旧’，同时也不主张‘全盘西化’或‘全盘他化’”。他还主张：“要认识自己的文化，理解所按触到的多种文化，才有条件在这个已经形成中的多元文化的世界里确立自己的位置。经过自主的适应，和其他文化一起，取长补短，共同建立一个有共同认可的基本秩序和一套各种文化能和平共处，各施所长，联手发展的共处守则。”这个“共处守则”，就是他于七年前在日本与老朋友在欢叙会上所讲的一句名言，即“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读书》1997年第10期)。费老的这番话，不仅是中、西医关系的守则，而且也是中医现代化的指导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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